不知打從何時開始，我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便開始使用漂白水、藥用酒精、甚至來路不明的化學噴劑，在我那間鳥籠般的住處四處噴灑，甚至連房門間的窗簾，地板上的腳踏墊，或閒置不穿的地板鞋上、背包、沙發布套…都不放過，如此瘋狂的污染行徑之後，才能稍解心頭憂慮。
而這憂慮過後的放鬆，雖然會不斷的被電視新聞播報的種種數值、推測預想、質疑聲浪、或辯論、投書、或叫囂、哭泣…等種種畫面給割裂，但當我懷抱著沉睡於香甜美夢的女兒，心中有那麼片刻「安寧」與「」安全」感，所有的化學惡臭與遺毒，都會暫時被拋卻阻絕。
直到先生拖著疲倦的步伐回到家，電鈴聲輕輕響起，我才如臨大敵般從沙發上一躍而起。
沒錯，自始至終都不肯開車上班的他，堅持搭捷運上下班，堅信政府會給這些小老百姓一個交代，但我死命也堅持，甘冒風險的他得在跨進大門前，先來個全身酒精消毒，然後頭戴浴帽、身著內衣，並且火速衝進浴室，途中還不許他碰觸任何開關或物品，直到蒸氣騰騰的走出浴室，順便也帶出一股濃濃的漂白水異味。當然，此時的浴室也已經完全浸在漂白水的惡臭當中。
明知道這不過是亡羊補牢，卻也無法讓緊繃的每一根神經鬆懈下來。
這使得我倆的關係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與緊密交錯的網絡。
一到夜裡，我終於擺脫種種惡想，靜悄悄地摸上床，側身，睜著眼，牽著他睡夢中仍不忘搜尋緊握的手，思索著SARS給予人們最嚴峻的考驗─隔離。
究竟，我們隔離得了什麼？
除了醫療技術外，與醫院各方的天時地利人和外，我還得嚴肅的設想，一旦我們一家三口有誰通過不了考驗，後面的路該如何走下去？
這些日子來，我浸潤在SARS所遭致的恐懼、哀傷與無止盡的消毒工作中，極力避免碰觸網路…（或者說是到網路上寫文吧）。倒是厭惡的新聞一天放到晚（如果我的女兒肯讓出電視卡通來的話）。我想我的恐懼不是來自死亡，而是來自那莫名的「傳播」的恐懼。
由於奔走醫院加護病房的經驗已經足夠將我徹底的改頭換面了，早在SARS感染擴散之初，就已經能夠推演SARS侵襲人類的各種可怕的預想，更可怕的是，當各方尚未呼籲隔離病床不夠使用之前，我就開始惡夢連連了。
在這之前，台灣即使身受肺結核、AIDS、 腸病毒…等感染疾病的威脅，都沒有好好整頓該有的隔離病房設施，許多醫學中心與教學醫院仍然只願擴充業績亮麗的一般病房，也不願意改建加護病房，讓許多病危的患者或者重症病患，擠在密不透風的擁擠空間裡，一再承受交叉感染的危險。
反正，人命就是加護病房那幾條，既然是重症，治不好也不至於引起過多的關注，只要病人或家屬稍有一些不滿，或者質疑，多半以入不敷出、或成本問題草草打發。
女兒先前住在某醫學中心的加護病房時，臨床一名男嬰因不明的肺病，讓該醫院各名醫查破了頭都查不出來，從肺結核一路查到罕見的退伍軍人肺部症候群，就是不見院方告知其他家屬，或將該男嬰謹慎隔離。
當時我們這些家屬提出的建言，卻被院方一句「多慮了。」牢牢地堵住了嘴。
而這一回的SARS，來的既毒又快，攻擊的不但是重症患者也有可能是健康無虞的人，更有可能是第一線的醫護人員。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病是廢或是死，一律得回報給國際的世衛組織，這樣一來，不但攸關國家顏面、更危急執政者的領導優勢，疫情告急，不但群起抗疫，黨政軍齊心防堵SARS，更祭出獎金制（依法隔離者可以報請獎金），違法者嚴加重懲。
回想女兒的殘障津貼卻因人籍無法合一，慘遭台北市政府的大刀一砍，住院期間社工人員關注的不是你生活上的困境，而是你倒底住在哪裡。想來令人啼笑皆非。現在疫情告急，隔離十四天的代價五千元，是極重度殘障者一個月的津貼數目。看來社會福利對於殘障者的福利不是福利，是施捨與監控，其實一點也不為過。
對於SARS的恐慌，先生笑我過度緊張，其實SARS這一波波的攻勢早就將台灣醫療體制下偏廢重症病患的死角突顯出來了，它們無情的用人命來考驗執政者自私自利的心態，用疫情告急來敲破為官者虛假的視而不見的嘴臉，甚至摧毀醫療院所商業為先的冷漠，它們也把我們這一群小老百姓無可奈何的心緒，向世人吐露無遺。
在號稱經濟奇蹟的台灣，號稱醫學科技遙遙領先中港韓等地我們的土地，醫療院所設備與動員能力卻是如此的一蹋糊塗，人命不值錢，與中國大陸的差別只在於前者矯飾，後者卻連掩蓋都不知。
只是不知誰會是下一波轟轟烈烈的抗疫英雄，誰才能喚起高官達人與醫療體系的自覺與改造，誰又能真的人飢己飢人溺己溺，從而徹底的審視我們的醫療體系的病態，醫病關係藉由SARS的四處播散起而全力反撲了嗎？
在這一波波疫情中，真正的醫療體質大改造會不會被八方政治口水給淹沒？
大家拭目以待吧。
２００３ 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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